城镇化的性质、地理区位和实现方式，共同决定了城镇化的主力是且只是、能且只能民营企业及民间资本。至少三大利好在等着民营企业及民间资本，一是大量的投资机会，二是巨额的消费市场，三是人口集聚带来的其他商机甚至新的经济增长点。从事农林牧、房地产（ 商机是市场经济的芳香，历来属于民营企业的钟爱，闻香则猎。若要问当前最大的商机是什么，宏观上讲，无疑首推“城镇化”。一段时间以来，城镇化频频亮相，不仅出入于媒体及舆论话头，而且见诸于最高层面的官方会议及文件，不只是在两会上引起热议，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多次提及，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初下发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曾高调为城镇化“背书”。 为什么城镇化意味着商机呢？原因在于当前我国城镇化的两“足”。一是“不足”，按今年全国“两会”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当前我国城镇化率52.6%，刚刚与世界52%的平均水平擦肩而过，远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平均水平，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城镇化率也在60%以上。二是“半足”，即一只脚进了城而另一只脚还不能进城，“心”驻城镇而“身”在农村，这是由我国目前的二元性户籍制度所导致的分裂症，据国家统计局对“农民工”体的专门调查，2011年我国农民工数量高达2.5亿，其中外出农民工为1.58亿，如果将外出农民工从城镇人口统计中扣除，2011年我国真正的“市民化率”约9.5%，另一个数据更显示只有5%左右。显而易见，尤其从人的城镇化即“市民化”看，我国城镇化的发展空间极其巨大，而且从国际经验看，当一个国家城镇化率处于0%-70%的时期，正是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海阔天空正当时。应该正因为这一点，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数次谈到和强调城镇化，曾明确表示：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 城镇化的确意味着巨大商机，可它是谁的商机呢？不能讲非你莫属，但城镇化在相当程度上的确构成民营企业及民间资本的香饽饽。 首先，这是由城镇化的性质决定的，无关国家安全，也无关国民经济命脉，更不属于高端战略性领域，城镇化是地道的民生事务，国有企业不宜分羹，政府资本更不宜争食，完全应该还民于民。 其次，这是由城镇化的地理区位决定的，既然是城镇化，尤其是新型城镇化，地理区位不在大中城市，绝大多数都在县域经济带，这正是民营企业最为活跃的地理区位。经过上世纪90年代企业改制后，县域经济带的绝大多数国企都被“放小”了，乡镇企业更是几乎悉数回归产权清晰的民营本位，广大的县域和城乡几乎成为民营企业的天下，舍我其谁。 第三，这是由城镇化的实现方式决定的。从物理上看，城镇化是人流与物流的重新配置与聚合。为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政府的规划是不可或缺的，但真正的执行者毫无疑问当是市场，必须在城镇化中依靠市场的优化配置功能。过去的经验教训也表明，政府亲力亲为做投资往往沦为搞政绩工程，不是一窝蜂，就是一阵风，糟糕的甚至背上负债。拿最近的例子来说，有数据显示，仅2008年以来，国务院就批准21个区域振兴规划。但现实表明，并没有出现与投资量相匹配的经济繁荣。行之久远者还是市场的自然力量。从这一点来讲，城镇化必须嵌入在市场化中。总之，可毫不夸张地说，城镇化的主力是且只是、能且只能民营企业及民间资本。 作为城镇化的主力军，民营企业及民间资本将获得至少三大利好。一是民间资本将获得大量的投资机会。城镇化意味着人口的集聚，首先必须大搞基础建设，包括道路、公交、学校、医院和保障房，及其他必要的公共设施。这就需要大量投资，有研究显示，城镇化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公共投资需求将增加5.9个百分点。麦肯锡的研究甚至显示，中国城市化直接带动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累计将达到74万亿元。这无疑是民营企业及民间资本的投资良机，不是说地方财政不可以介入，而的确因为地方财政有更急需要钱的去处，这就是城镇化后的福利与保障，所谓“人的城镇化”。这方面的欠账太大，调查显示，2011年全国农民工只有16.4%加入了城镇养老保障，18.6%加入了城镇医疗保障，27%加入了工伤保障，9.4%加入了失业保障，平均水平不到20%。据《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的测算，农民市民化所需的人均公共支出至少10万元。如以2015年市民化率达到54%计，即实现约2亿农民的“市民化”，所需的公共支出累计将达20万亿元左右。地方财政能保障支付吗？根据财政部财科所的测算，在GDP平均增速为7%的情况下，“十二五”时期地方政府的财政总收入约为70万亿元。显而易见，靠地方财政实现人的城镇化就已捉襟见肘，何以顾基础建设呢？ 二是民营企业将获得巨额的消费市场。李克强总理曾用有关数据算过一次账：2010年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为4455元，城镇居民为1.59亿元，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是农村居民的.6倍。按此测算，一个农民转化为市民，消费需求将会增加1万多元。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吸纳1000多万农村人口进城，进而带动1000多亿元的消费需求。如果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所提出的“把推进人口城镇化特别是农民工在城镇落户作为城镇化的重要任务”得以落实，外出的近1.6亿农民工都实现“人的城镇化”，将带来1.6万亿元的消费需求。城镇化所带来的巨额消费市场，不会由民营企业独得独享，但民营企业作为县域经济带的庄主，自然要得天独厚。 三是民营企业及民间资本将获得人口集聚所带来的其他商机甚至新的经济增长点。理论上讲，当人的组织化程度提高，交易成本将得到压缩，从而减少社会运行成本，经利益压力的传导，自然产生新行业、新服务和新组织。城镇化作为人流和物流的集聚及组织化，必定带来规模效应及其他商机，尤其会带来服务业的发展，这已在近几年一些地方兴起的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森林旅游和农村服务业上得到证明。 当然，城镇化带来的利好不会是撒胡椒面平均分配，不同行业的利好分配会有大小、强弱和先后的不同，从事农林牧、房地产、水泥、新型建材和大众消费品的民营企业或将是城镇化过程中受益更直接的“五朵金花”。但大河涨水小河满，有研究甚至具体显示，城镇化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可拉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只要城镇化得到推进，不只是民营经济领域，整个经济社会都将获得更大的发展。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前世界银行副行长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表示：“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进步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尤其作为中国城镇化的主力军，民营企业应该积极参与到城镇化中来，为自己谋发展，为国家现代化作贡献，为人类社会进步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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