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是未来十年中国突破“中等收入增长陷阱”的关键抓手，也是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动力。然而，新型城镇化不能变成“赶农民进城”，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是在土地制度改革上寻求破题。

　　理论上讲，新型城镇化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的驱动力，是因为它能够打破二元经济结构失衡，创造新的要素组合。事实上，二元结构失衡不仅是中国内部失衡的最大症结，也锁闭了中国经济成长阶段最重要的内需增长。未来中国新型城镇化以及要素市场化，都要从土地完整确权上做文章，这将是推动更广泛和更深入制度创新的关键。

　　近年来，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二元特征也在不断强化。城乡结构的失衡引发了经济结构失衡、分配结构、投资结构失衡等一系列内部失衡。

　　农业经济发展缓慢、农民致富困难、农村消费不足，使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日益突出。一方面，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不断上升。世界银行报告显示，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代表城乡差别的“城乡居民收入比”也日益扩大。另一方面，由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根据要素贡献大小进行的，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对应较高的收入。因此二元经济结构强度越大，城乡间收入差距也就越大。据统计，2008年中国GDP结构中，农业创造的增加值占全部增加值的11.2%，但这些财富是靠40.8%的劳动力完成的，也就是说40.8%的人创造了11.2%的财富。由于农村经济分散，很难形成规模效应，农村投资边际效用是下降的。

　　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是城镇化，而城镇化的本质是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建立均衡式的城乡互动和工农互动增长机制，要将国家从农业转出发展要素资源的格局，调整到工业向农业转入发展要素的格局上来，对整个农业发展给予根本性补益。

　　下一轮改革的核心内容是要素市场化改革。要素的粗放使用必将导致生产效率低下，生产要素完整产权的保护和尊重，是要素进入市场并获得高效配置和相应经济效率的充要条件。再次聚集农村改革的势能和动力，土地这一极具配置能力的资本至关重要。

　　土地不仅是一种生产性要素，更是一种资本性要素，因为它涉及到包括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权、要素资本赋权、发展权等在内的市场化的“三农”赋权制度改革。新一轮土地制度红利，将进一步释放土地和劳动力潜能，通过要素流动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带动中国内部的资源、体制、资金、人力、市场和商品自由流动，从而盘活更多的资产加入到经济增长之中，为农村经济增长提供内部支撑和长久动力。

　　由于目前土地制度中的产权相对模糊，农民不敢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也不能将土地以抵押等方式融资，从而大大限制了土地收益。土地确权和使用权资本化是为了增加土地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形成农村和农业的资本积累，就是希望以权证的方式虚拟土地使用权未来收入预期的贴现值，使其可以在交易市场上获得强流动性，产生土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

　　事实上，无论是农民承包的耕地入股，还是农民以承包地作为贷款（贷款/）的抵押物，都是从土地资源赋权制度入手，使城乡资源在流动中整合。因此，以土地使用权资本化为资源汇聚点，围绕金融支持和产业支持，将成为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从这层意义上说，如何在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分配好土地非农化和城镇化增值收益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集体土地征地制度改革，提高农民自主自愿参与城镇化的积极性，将影响到整个新型城镇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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